汉民族的形成
汉族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从部落到民族的发展过程,又经历了夏、商、周、楚、越等族及部分蛮、夷、戎、狄融合成华夏民族的阶段,最后形成于汉代漫长而复杂的三个历史阶段。
1.夏、商、周、楚、越诸族的相继崛起
汉族的形成起始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
公元前23至22世纪左右,夏民族在黄河中游、洛河流域的黄土地带首先崛起。相传夏部落在进入黄河、洛河流域以前,仍然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制时代。血缘关系仍然是维系人们的主要纽带。据《史记·夏本纪》说:夏部落姒姓。共12氏族,即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他们以夏后氏为核心组成为一个有共同血缘的大部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大禹时期,青铜工具的出现和使用,对于夏民族崛起的意义是促使"以铜为兵"的灌溉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反映了夏民族形成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条件都已成熟。在这种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禹划九州,标志着夏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也标志着夏民族的形成。
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当夏民族在黄河中游崛起之时,地处山东半岛,奉鸟为图腾的商部落还过着原始社会“居无定处”、《史记·殷本纪》。“不常厥邑”《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流动生活。但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部落也毫无例外地走上了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记载就是一个信息。于是,本来臣属于夏王朝的商部落,在商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汤证诸侯”,《史记·殷本纪》。“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后在鸣条会战中大胜灭夏,汤建立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国家--商王朝。与此同时,商部落也完成了从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的转化,而发展成商民族,崛起于黄河下游。
与商灭夏一样,居住在陕甘渭水上游的溱、沮流域之间,原来是商王朝部属的周部落,重蹈商民族崛起的道路,在臣属于商王朝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重演了商灭夏桀一幕,在“克商”中建立了周王朝,(《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发展成周民族。
夏、商、周三族在黄河流域相继崛起之后,楚、越两族在长江流域也相继崛起。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社会发展的进程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现,所以在相当的一个时期内,长江流域的各氏族、部落被人们称“蛮”。而江汉地区的蛮,则被称为“楚荆”,商时即有“维女荆楚”、“居国南方”(《诗经·殷武》)。之说。按照“从部落发展到民族”的一般规律,正处在阶级产生、国家出现、民族形成前夜的“楚荆”,由于把战争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而崇尚武功,他们在不断向外发动战争中,迅速强大起来。而周成王封熊绎于楚,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不仅奠定了楚开国之基,也是楚民族形成的一个标志。
越民族的形成是从于越突起开始的。分布在江浙到两广或云贵高原这一弧形地带的百越集团,终因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长期处“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所言。的状态。但是,由于历史的机遇和地域位置的优越,商、周之时,与中原诸民族邻接的百越在江浙的一支--于越突起,开始了形成为民族的历程。吴、越国家的建立,反映了于越原始社会的瓦解和崩溃,也标志着于越各部落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化的完成。
从夏、商、周、楚、越诸民族相继崛起,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此起彼伏的雄壮一幕,是他们谱写了汉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
2.华夏民族在大融合中铸成
作为历史上发生的东西,民族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是不断发展着,变化着。从部落发展成民族的夏、商、周、楚、越诸族作为原生民族,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关系发生大变动、大发展。这时,夏、商、周、楚、越诸族发展、变化的主要形式就是互相往来,互相渗透,互相吸收,出现了民族融合的大趋势。
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首先是在夏、商、周三族之间进行的。例如晋惠公“作州兵”,就打破了西周以来军队组成的规定,说明“国”与“州”对立的消除,而州人本是被周征服的“庶人”,又表明晋国内各民族之间的鸿沟已逐渐填平。
春秋民族大融合,还扩张到部分蛮、夷、戎、狄之间。例如《国语·周语》说:周襄“德狄人,将以其女为后。”《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晋献公“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春秋时赫赫有名的重耳本身就是一个混血儿,不仅如此,重耳逃难到狄时,“狄人伐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纳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刘”。《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咎如是赤狄的别种,重耳又与狄人通婚。还有东夷族须句国人成风是鲁喜公之妾;赤狄别种路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而周民族的晋国人与戎族的秦国人联姻,更表明春秋时包括部分蛮、夷、狄、戎在内的民族界限也被打破。
所有这些会合在一起,形成了春秋时期民族大融合,于是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蛮非夷非戎非狄次生的新民族--华夏民族诞生了。华夏民族,在先秦典籍中多称为“夏”或“诸夏”,又称为“华”或“诸华”。孔子视“夏”与“华”为同义词,所谓“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说:“楚失华夏”,是关于“华夏”一词的最早记载。此后,“华夏”遂成为春秋时以夏、商、周三族及夷为主源,部分蛮、戎、狄为支源融合形成的新民族的族称。
战国时期的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广的范围、更快的速度继续进行着。在南方的楚国,春秋以后,楚国纵横于汉水、长江流域一带,经八百余年的扩张经营,文明程度越来越高,民族之间的融合也越来越深,最典型的莫过于屈原的《天问》一例,《天问》是就庙宇中描绘着古史的壁画而发的。当时楚国的画工如此熟悉中原地区的历史,足见民族融合的深广了。在东北方的燕国,到战国时已成为雄据东北方的强国,燕将秦开曾作人质于东胡族,回国后率军打败东胡,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等东郡,大大扩展了燕国的领土。
燕对辽河流域的开拓,不仅奠定了古代中国在东北的疆域,也使辽河流域各民族融合成华夏民族的又一个支系。在北方的赵国,战国后期是仅次于秦的强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不仅是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实例,而且是华夏文化吸收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明证。
在西北的秦国,是战国时代的后起之秀,本是犬戎的一支,而非“诸华”族。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在春秋战国之交,秦与西方诸戎族展开了激烈的搏斗,“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成了西方各民族融合的中心。公元前395年商鞅变法后,秦后来居上,成为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不仅打败了韩、越、魏三国,而且先后兼并了周围的少数民族,增设了黔中郡、巫郡、南郡、南阳郡、三川郡、太原郡等。昔日西方落后的戎族国家,成为西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一跃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骨干和核心。
从春秋到战国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继夏、商、周、楚、越诸族相继崛起的此起彼伏的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雄壮的一幕之后,在中国古代民族形成和发展史上又演出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大融合的一幕。在这一幕历史活剧中,一个崭新的民族--华夏民族,在民族大融合的熔炉中铸成,分别形成了东以齐、西以楚、南以秦、北以赵、燕为代表的四个大支系,为统一的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汉族形成的第二阶段。